当然，有信心管有信心，怎样化解杨惠娟提出的三个苛刻条件，确实须费一番心思，这就是所谓“战略藐视、战术重视”的道理。自我陶醉过后，霍玉辰开始认真考虑破解方法。
第一个条件，将造成少年唐汉党成为真正反对党的局面，肯定不能同意。唐汉独立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地区发展水平不平衡。面对此种国情，唯一可选择的政体只有中央集权一元领导体制。谁照搬西方看似先进却异常昂贵的民主政体，谁就会招致国亡政息的惨祸。民主政体之昂贵，就贵在政治家对选民的承诺。承诺是他们获取执政权的基本手段，但承诺又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一旦无法兑现，政治家的信誉便会一落千丈，抗议、暗杀、政变势必接踵而来。难怪乎不少发展中国家，微薄国力不足以支撑承诺，导致民主政体和军事独裁政体，宛如同一盏走马灯的两个面交替出现。凡事当然也有例外，譬如印度这样一个国民性情温顺的发展中大国，就基本幸免于各种事变、动乱冲击，维持民主政体几十年不变。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国家建设发展鹅行鸭步、乏善可陈。原因也简单，民主政体国是决策操纵于众多利益集团，他们各具利益、各有舆论喉舌。执政者为保证大局不乱、宝座不失，只能在照顾方方面面利益前提下缓步前行。即使睿智如罗斯福，欲使美国参加二战，还必须忍受巨大牺牲，故意让日寇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由此可见，民主政体实行于处领跑地位的发达国家，借着雄厚国力，尚有调和百味、确保平稳发展之功效。但运用在积极上进的发展中大国，即使不是毒药一味，也是泻药一味。所以，从本着对国家前途的高度负责，反对党先例决不能开！
不让少年唐汉党成为反对党，又如何给予其合法身份呢？幸好开国之初，为酬庸在独立战争中出过力的小政治团体，党的元老们同意一批被称为“自由党派”的小党存在于国会上院中。这种被命名为“众党协同”的制度，规定“自由党派”的活动经费完全由唐汉独立党供给，从而剥夺了他们的经济基础。因经济上仰人鼻息，“自由党派”的政治观点往往比正宗的唐汉独立党还独立党，从而于国家有锦上添花之功，无掣肘牵制之害。因此，大可将少年唐汉党安排为新的“自由党派”回归社会，给它若干个国会上院席位，再由唐汉独立党酌量发放活动经费，即算妥善安排。尽管建国近百年来，“自由党派”队伍从未“扩容”过，但有此政治需要，开一下先例应属有益无害。
第二个条件似乎可以答应。如怕杨惠娟乘乱逃走，完全可用分批释放的名义，留下“十美”中部分成员充当人质。根据情况汇报和亲身观察，霍玉辰断定，杨惠娟个人品德无懈可击，爱护部下绝非做秀。只要还有部下留在监狱，她定会信守诺言，有去有回。
第三个条件毫无履约难度，只须交相关部门具体解决。难度巨大的是第四个条件，李哲原的报告对杨叶从反目到勉强和好全过程的详尽描述，让霍玉辰对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有了身临其境般的感受。要实现政治和解的战略目标，仅以人格魅力感召杨惠娟个人远远不够，还必须感召包括叶琼璋在内的“十美”全体人员，为此安排一次或多次与她们的集体见面十分重要。
大致有了思考结果，霍玉辰打算集思广益，毕竟集体智慧远胜个人。不过，要召集的并不是中央局八人全体会议，而是自省派四位中央局委员的非正式小会。开派别小会算不上光明磊落之举，但鉴于杨惠娟所提条件异常苛刻，不统一内部思想，不暂时暗箱操作，整个政治和解计划就会胎死腹中。以不磊落的手段实现高尚的目的，是政治的无奈，也是政治的必需。大气磅礴的霍玉辰，不会拘于小节。
小会以领导间不约而同的串门形式，于当晚在总统官邸召开。“群众”的力量果然无穷，三位同派战友均提出许多霍玉辰没能想到的好点子。对于少年唐汉党回归社会后地位的问题，组织主任王海波提议，还可增加一个让少年唐汉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唐汉独立党的备选方案。关于提前释放杨惠娟，让她与少年唐汉党现任领导交换意见的问题，政法主任陆明程设想了交换人质的办法。即由他去少年唐汉党秘密基地，换取他们现任领导来监狱与杨惠娟商谈。至于做通叶琼璋等四人思想工作的问题，宣传主任林庆远主张先研究一下叶琼璋等的政治立场。如果她们与杨惠娟同属少年唐汉党温和派，霍委员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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